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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雁鸿:1895年鼠疫与澳门公共卫生的发展

作者: 新浪彩票 日期:2020-02-05 02:30

  公共卫生( public health )指经由有组织的社区行动,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增进健康及效率为目的的科学与艺术。从历史发展看,英国是首创近代公共卫生措施的国家。19 世纪中叶,英国因工业革命带来人口集中、城巿快速发展,造成贫民与疾病问题纠结丛生的困境,迫使政府采取主动和积极的姿态,以立法和行政手段来改善公共卫生,于 1848 年通过《公共卫生法案》( Public Health Act ),因而促成公共卫生的发展。

  到了近代,随着社会发展,对公共政策有越来越多的要求,而公共卫生政策的出现与改善,又每每与传染病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冲击有着密切关系。例如1910 年代初东三省爆发鼠疫,对人口及经济均造成严重影响,但也促进了当地公共卫生观念的形成以及科学医疗防疫体系的建设,被视为导致出现中国公共卫生政策和措施的主因。1896 年台湾鼠疫流行,殖民当局不得不推出《台湾传染病预防规则》,作为厉行防疫的依据及其卫生工作的重点。香港就因为 1894 年爆发鼠疫而开设传染病医院,并将西方医学引入传统的华人医院,开始了香港公共医疗系统的重组与扩展。澳门公共卫生也因这次鼠疫流行而出现重大进展。香港出现鼠疫后,澳门及时采取了一些防疫措施,故能幸免于难而未出现大规模疫情。但到了 1895 年春天,澳门也出现了鼠疫,而且疫情和香港一样,愈演愈烈。澳葡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政策,确保城巿的公共卫生以杜绝疫症蔓延。本文以此次鼠疫防治工作为主轴,探讨澳葡政如何推动防疫工作、抗疫过程、澳葡政府的抗疫政策和措施、抗疫工作对澳门社会的意义,以及这场鼠疫与澳门公共卫生政策的关系。

  关于 19 世纪末期在港澳流行的鼠疫,过往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澳门在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鼠疫的始末和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郭卫东以澳门的公共性防疫为主题,分析了 1895 年的鼠疫之所以未在澳门大规模流行,原因在于其防疫有普遍性、全民性、制度性、公益性这些全民参与的特性。李立沿续了郭卫东的观念,在阐述澳葡政府与华人、政府与华商、华人与华商的互动和社会效应后,分析了 1895 年鼠疫流行时,澳门的官、商、民如何共同抗疫,从而形成了特殊的社会互动。法国学者 Dominique Buchillet 引用澳葡政府的官方档案记录了这场鼠疫的发生,从医学角度分析当时的防疫政策和鼠疫流行及大规模传播的原因。Buchillet 在文中大量引用鼠疫发生时期澳门卫生部门主管施利华( J. Gomes da Silva )医生在 1895 年《澳门地扪宪报》中所提交的报告,资料可谓详尽。施利华及后提交关于鼠疫的政府报告中,对发生在澳门和凼仔、路环地区的鼠疫疫情和医治情况有详细的描述,并且一再强调澳葡政府的付出和成效。文德泉神父( Pe. Manuel Teiceira )研究了澳门开埠以来的医疗史,讨论澳门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类疾病和重大传染病,以及社会的应对。在 1895 年鼠疫的记载中,以叙事方式讲述疫情始末和澳葡政府的抗疫手法及效果。高斯达( PJ Peregrino da Costa)以澳门的传染病为主题,以医疗史的方式记述这次鼠疫的出现、传染和医治过程。在他的描述中,“鼠疫,亦在 1895 年,即在香港及广州宣布发现一年后,这种传染病第一次在澳门出现”。高斯达于 1920 年代在澳门医疗体系服务逾十年,不但是澳门医疗事业的执行者,也是澳门医疗史的重要研究者。雷登( Ant ó nio do Nascimento Leit ã o )在对澳门传染病的报告中形容,华人肮脏的生活习惯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使鼠疫这类传染病在病发高峰期大行其道。遏止这类传染病在澳门蔓延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改善城巿卫生。

  城巿健康和卫生是学者在研究类似这次鼠疫的重点关注的议题,从而探讨澳门公共医疗系统的出现和发展。阿丰素(Jos é da Conceição Afonso )研究澳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卫生和政策问题,指出澳葡政府为应对鼠疫而设立的清洁系统和防疫方法,降低了这场鼠疫的死亡和影响程度。阿玛罗( Ana Maria Amaro )研究了澳门 20 世纪以后的医学发展,对 16 世纪以来在澳门出现的葡萄牙医生、药房、传染病及医务治疗进行了系统梳理。阿玛罗关注澳门的民间医学,尤其是中医和土生葡人的流传医方,她强调“中医利用前人的智慧及古老的处方,为华人和葡萄牙人医疗作出了重要贡献”。索雷斯( Jose Caetano Soares )从社会学角度,阐述了澳门卫生系统的发展,以及在应对 1895 年鼠疫时的医疗措施。马奇士(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对澳门开埠以来人口、社区变迁、社会环境、医疗机构和各类传染病的流行进行了记叙式的论述,尤其著墨于 19 世纪末期澳门的中西医疗机构的显著发展。白乐嘉( Jos é Maria Braga )从医疗机构的角度概述了澳门开埠后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医疗实践。

  华人学者对澳门医疗或公共卫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医传入方面。董少新的著作以时间为主线 世纪澳门西医事业的发展,讨论了早期澳门医疗机构的建立、传教士在澳门的医疗活动以及澳门议事会参与医疗事务的情况,可视为近年来第一部谈及澳门整体医疗事业发展的中文著作。公共卫生的研究则较为关注社区环境、疫症预防等社会性问题。陈伟明分析澳门近代的公共卫生管理政策,认为澳门的公共卫生管理是比较全面和完善的,“从社区公共环境卫生的方方面面,到公共卫生危机的预防与处理,均有完整的规程措施与运作机制。”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性的阐述,未有展开对疾病与公共卫生系统关系的论述。事实上,目前专注于研究澳门 1895 年鼠疫者并不多,关于政府的应对措施、鼠疫如何促成医疗系统的变革以至公共卫生体系的出现和发展的研究更是匮乏,这些问题将是本文探讨的要点。

  1894 年,广州和香港相继爆发鼠疫,疫症广泛传播,周遭地方受到影响。当时澳门采取了防范措施,加强清洁和管理与外地有接触的往来船只,以防鼠疫传入。澳葡当局颁布防疫条例,要求清洁环境,同时监控入境人员:

  每日仍应将沟渠刷洗洁净,至华人所居坊约之沟渠尤属紧要。其荷兰园、新桥、沙岗、沙梨头、望厦村、妈阁村暨龙田村等处,益为切要。

  所有由省城或香港来澳之船及火轮渡船并小火轮渡等,务须委医局医生于各客未登岸之先,诣船查看。

  水师巡捕统领宜饬属,吩咐各项船只由省城抑或香港而来者,若疑该船内人有病症,则不准登岸。

  这份条例在 1894 年 5 月颁布,到了 6 月,鉴于香港疫情严重,澳葡政府再颁布《辟疫章程》,进一步防控疫症由外地传入,严格限制了入境检疫措施,作出医务安排以及要求社区进行清洁:

  其养生医局须委官医一员,司病者一名,饬赴凼仔;又委医一员,司病者一名前往关闸;并另委官医二员以赴船政厅。

  西政务厅暨华政务厅所管理之坊约,宜按照本月十一日第十九号之第二页附报所刊之告示,将本澳街道并住户,统行督治洁净。

  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卓有成效,幸保澳门在当年未受波及。然而到了翌年即1895 年,鼠疫卷土重来,成为晚清时期在澳门传播最为广泛的一场疫症,不但带来巨大经济损失,而且死伤枕藉:

  每当夕阳初落,楼阁上灯,则店皆闭户,少行人,巿情之冷清,为数十年所未睹。而福隆新街、宁居里一带繁华盛地,更门庭冷落,车马稀疏,十室九空,无几存者。而关闸门外,新冢累累,素冠载道,更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由《镜海丛报》的报道可见,澳门早在 1895 年春天开始出现鼠疫,到夏天越来越厉害,由每日几个人染病到数十人因鼠疫而死亡。澳葡当局采取了必要的医疗措施,但对于疫症的蔓延似乎束手无策。当时的卫生部门主管施利华于 1895 年 10 月在《澳门地扪宪报》的附报上详细叙述了这场鼠疫的开始、传播、死亡数字、医疗情况和对社会的影响,还附有对鼠疫详尽的病理和医学研究。当中所述鼠疫在澳门的传播过程大致如下:

  3 月 24 日,一名海军医生 Go nça lves Pereira 打电话给我表示看到病人,是一名中国成年人,晚上从香港赶来。病症为发烧至 40 度、脉抟微弱至几乎察觉不见,数小时后抽搐死亡。即时埋葬,对死者居住的房屋进行消毒。这是第一例根据医生诊断在澳门发生的腺鼠疫。

  很快出现第二个案例,患者是中国和欧洲人的混血女童。症状与前一种情况类似。在医生检查后两小时,患者死于鼠疫应出现的所有症状。

  从 1895 年 4 月中旬持续到 5 月中旬,鼠疫疫情转趋严重,死亡人数渐多:

  此后,在城市和郊区发生了多个腺鼠疫病例,有时数量非常多……政府记录的鼠疫病例是实有其事的,因为只有那些被警察发现送医或被中国医院(镜湖医院)收留的病人才会登记在案。

  4 月 25 日,最近几天澳门鼠疫的死亡率急剧上升,政府已经提出要花费必要的资金,采取措施来遏制这场医疗危机。

  4 月 28 日的一周内,死亡人数达到高峰,最严重的一天有 39 人死亡,其中 31 人死于鼠疫。及后第二周,平均死亡人数连续下降至 35 人以下;之后鼠疫的死亡率下降到一天 21 人,然后再次上升到每天 26 和 28 个人。

  5 月 14 日,鼠疫流行病在澳门全面爆发,幸而在所有行政和医疗当局的共同努力下赢得了这场战斗。

  1895 年 5 月中旬开始,鼠疫的流行情况开始减少, 6 月份疫情趋于平静,到了 7 月受到控制:

  传染病开始传播时猛烈,及后转弱的自然倾向,加上政府采取抗疫措施,使鼠疫病例的数量和蔓延情况开始减少。在截至 5 月 26 日的一周内,平均死亡人数已降至每日 24 人,其中鼠疫死亡人数降至每日平均 17 人。

  随着凼仔医院和帐篷的安装和运营,澳门的平均死亡率和鼠疫感染数目继续下降…… 7 月 3 日,澳门发生了最后一次鼠疫,离岛最后一次鼠疫是在同月 5 日在凼仔的帐篷中发生。

  这场鼠疫的高峰期发生在 1895 年 4 月至 7 月,持续大约三个月,造成相当严重的人员伤亡。《镜海丛报》就记载了一家数口因鼠疫悉数死亡的个案:

  如本月初旬之龙嵩街兰记西菜馆东许某,可为寒心,计其前后不满三日,全家眷属告逝纷如,先亡其外舅母,遂及其婿并婿之弟,然后乃及其身。先一日,许尚会客饮酒,开箧取具,乍见腐鼠两头露于饮具之侧……席甫终而病作,延至次晨,遂乃不可救药。

  关于这次疫症的死亡人数,澳葡当局和澳门民间的记录有很大出入。根据官方的记载,疫症造成1,063 人死亡,包括 380 个男人、 382 个女人、 301 名儿童;死者大部分是华人,也有葡人、其他欧洲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等。而《镜海丛报》所报道死亡人数超过两千人:“共计疫死人众,英人沾得是症者,计共十一名,死去二名;日本十名死去六名;小吕宋一名,西父而华母者三名,马孻三名,西印度一名”;“计共染疫二千六百十九名,死去二千四百四十七名”。死亡人数记录有别,可能是一些华人死者尸体未经澳葡当局查核而自行埋葬,未收入官方统计。

  鼠疫虽在 1895 年 7 月之后平息,但这种传染病并没有从此在澳门绝迹,反而演变成风土病,在及后十几年一直困扰澳门,从 1895 年至 1915 年这 20 年间时有爆发。在葡萄牙学者科斯达( P. J. Peregrion da Costa )的记载中, 1898 年到 1909 年间,澳门共有 2,594 人死于鼠疫。一种传染病在一个地方长期存在并形成风土病,不但与这个地方的环境气候和生活习惯有关,行政当局如何应对和采取什么哪些措施,也是重点。

  根据施利华的报告,澳葡政府大抵从三方面着手应对鼠疫疫情:其一是采取隔离措施,对鼠疫病人进行专门医治;其二是即时处理和集中埋葬尸体;其三是对出现疫情的地区进行清理和消毒,以遏止疫情蔓延。政府关注接收华人鼠疫患者的镜湖医院,除了在院内设置隔离病区,还派出政府医务人员到院内监察:

  中国医院(镜湖医院)有两座帐蓬,一座容纳受感染的患者,另一座服务于疑似患者。每名患者都被隔离开来,男人、女人和儿童也被分开。

  医院内有一个房间,作为卫生委员会代表的医生在此检查进院的病人,核查医院的死亡个案。政府派驻两名护士和两名翻译员,还有一个守卫;除此之外,在不同地点设有哨兵,防止陌生人进入医院。证实的死亡个案,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不能立即在中国墓地或关闸埋葬。政府派遣负责鼠疫病患的记录员,由他们登记死者资料,以便可以即时处理和埋葬一些尸体。除此之外,他们还记录了死者的地址、年龄、性别、国籍、去世的时间以及死因。

  镜湖医院主要为澳门的华人服务。为了医治受传染的葡人、土生葡人以及其他国籍人士,当局在公立的军人医院设立隔离病房(barrack-hospital of Solidao ),共四座隔离帐篷收容鼠疫患者,另外两座接收疑似病人,于 1895 年 5 月 10 日接收第一个鼠疫患者。最初军人医院接收华人、葡人和其他国籍人士,后来鉴于华人对西方医术有所抗拒,只接收葡人和天主教徒。6 月 30 日最后一个鼠疫病人入院后,军人医院作为隔离治疗区的使命也随之结束。

  为了控制疫情,当局对隔离医院的运作和病人的管理作出严格监控,同时注重埋葬尸体和进行消毒,防止病菌透过尸体传播。施利华介绍,卫生部门对抗疫症的手法如下:(1 )军人医院派出医生代表负责中国医院的管理;( 2 )卫生部门首长直接负责军人医院以及中国医院的监管和监督;( 3 )医院内病人的分配将通过性别以及病状进行,明显受感染者(有发烧、腹部和股沟化脓症状)安排在一处;( 4 )鼠疫患者尸体将直接运送到关闸外面的墓地;( 5 )患者的排泄物经过适当消毒后被埋在土壤中;( 6 )亲友的访问只能在某个时间和短时间内进行。

  医疗以外,当局最关注死者遗体的处理。施利华认为华人的丧葬习俗未能对尸体进行消毒处理,容易使病菌经尸体传播,因此要严格管理:

  行政当局知道一些被警方或医疗人员宣布的死亡个案,会派人去通知负责的医生,核实死亡原因及处理中国医院的尸体,由军人检查,然后对死者进行埋葬。

  除了应对患者和遏止病菌继续传播,澳葡当局还推出预防性的控制措施,最主要是清洁环境,杜绝鼠患。施利华在研究鼠疫的滋生环境后指出,华人肮脏的生活环境和习惯,为这种瘟疫提供了传播条件,因此整治城巿和社区,才是对抗传染病的最佳方法:

  除了欧洲地区之外,侵入整个城市的流行病的快速扩散使得卫生和消毒过程变得无效。鼠疫很少回到发生死亡案例的房子,因为房子很快被消毒和通风。但不能否认,鼠疫以一种真正反覆无常的不规则性袭击了迄今为止不能保障清洁的住所。无论如何都要协调和遵守一个理性的计划,进行消毒工作,它已成为政府和市政人员超越力量、非凡热情的任务。

  在施利华的报告中,华人如厕环境实在太差,老鼠滋生而引致鼠疫的机会也大为增加。他列出了以下重要防疫举措:(1 )减少公共厕所的数量;( 2 )业主的责任是在所有房屋内建造粪坑;( 3 )要求粪便收集承充者,冬季隔天,其余时间每天清理污水池、私人或公共场所积累的粪便。

  1895 年 6 月初,当是鼠疫疫情最严峻的时期,澳葡当局在《澳门地扪宪报》中刊登了城巿清洁措施,规范民居厕所清洁:

  将该各厕统行改用粪缸,必须覆之以盖,置于妥当之处。尤须常时洗涤洁净,俾每日易于倒弃。至各家所有不能移动之厕,一律尽行填塞。

  当时最多人染病的地区,是现今的福隆新街一带。此处既是澳门的中心地带,也是娼寮林立之所,妓女患病传播的风险又比其他人要高,因此施华利提出了拆除福隆区的房子,以“消除满布肮脏而污黑的污水地下管道”。施华利认为,清拆福隆区和香港在1894 年清拆太平山的措施相类,都是以消除鼠疫为目标。其余应对疫情的措施,还包括清洁和消毒房屋、改善民居食水洁净、即时对染病个案进行通报等:

  沙栏仔一带时有不洁之居藏纳病人,华政微有所闻,即率暗差严为搜查,各等不洁之屋一律督令洗涤。下环街巷常有遗矢于途,西差禁无可禁。惟行巡视,泼以辟秽药水。

  家有疫人,立即驰报金罢剌( camara ),即旧议事庭之议事公局也,循章往报,局绅自会料理,一切周全,贫民不必破耗,官为出资,抑奚庸自费精神雇街车而犯例。

  根据澳门政府档案,当时的通报内容不仅限于澳门之内,对邻近的广东和香港,澳葡当局也会通报疫情。如1895 年 4 月 30 日,澳门政府就曾致函香港,澄清福隆新街未有发生一日内 30 人死于鼠疫的情况,同时把近日赴港、原居于福隆新街的妓女名册寄给香港政府,以便香港防控鼠疫。在一系列隔离、治疗、消毒、清洁、通报和即时处理患者尸体的措施下,在经历大约三个月后,澳门的鼠疫疫情转趋平静。

  上述防疫和抗疫措施固然作为应付鼠疫的必要行动,事实上, 1895 年的鼠疫也为澳葡当局上了一课。在吸取教训后,当局开始注意城巿清洁和发展公共医疗,以应对之后的医疗事件和传染病。故此,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澳门开始设立健康和医疗服务设施,制定相关法例,还有其他城市卫生措施,是当时公共卫生政策的主要内容。

  在设立医疗设施和提供服务方面, 1895 年 7 月澳葡当局宣布设立免费为居民治病的“长开医馆”,“凡属病者之家,不难赴馆,请其施治,而贫民分文不费,又可依时就医,其裨洵非浅鲜。”长开医馆不但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还负责为身故之人验尸和开据死亡证明。有学者认为,这所长开医馆就是政府以后专责卫生事务的卫生司(即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的卫生局)的前身。到了 1918 年,澳葡政府的医疗服务发展得较为全面,包括了医院、医疗站、育婴所和药房,并且开始惠及华人:

  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发展。政府医院从 1918 年开始收治所有病人,尤其是穷人,大部分是华人。在中央卫生站和救济团设立了门诊。位于妈阁的海军医疗站主要收治水上居民。育婴堂主要收治儿童。同时还成立了诊室,免费分发药品,许多华人来此寻医治病。

  除了医疗服务和措施,澳门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健康条例和法例。例如疫情平息后,颁布了清洁和丧葬等条例,作为防范传染病蔓延的措施:

  经饬设医馆在案,缘此举所,甚属美备,自不得不饬知本澳华人,凡遇身故者,须于故后二十四点钟内,赴该医馆报明系因何病身故,以便注登册内,俾使华人例俗,合于卫生之道,方克有济。

  为了预防鼠疫再次来袭,澳葡政府在 1896 年 3 月颁布防疫新例,规范城巿清洁,对外来人员进行检疫,同时制定一旦出现疫情的隔离措施:

  所有街道、房屋、沟渠等处除秽事宜,医局须派医官一员,会同指示该三厅,实力稽查。

  该医局仍须派医官一员,以办理下列各件:A 、所有由省港来澳者,该医官务须前往查验。B 、该医官须逐日前往华医院稽查,俾一有是症,立即知悉。

  船政厅务将下列马头数座定明,以便由省港来澳之人,随带行李货物上落。A 、火轮船桥,小火轮船桥;B 、康公庙前马头。

  镜湖医院务须妥备病者应用各件,如经西洋医官稽验,疑是疫症,而该病者不欲在棚由西洋医官调治,即令迁出澳外,以杜传染。为此合札各官员军民人等一体知悉。

  此外,政府也注意食水和环境清洁的重要性。诚如20 世纪初期澳门著名的葡萄牙医生雷登( Ant ó nio do Nascimento Leitão )所形容,澳门的“溃疡在整个市场区、沙栏仔、沙梨头、新桥、沙岗和田野中蔓延。它的脊背是那风景秀丽和卫生的对坡。港口的淤塞限制了它的活动,也影响了它的对外交通。城市与社会的溃疡似乎已经无法医治。它在不断地发脓扩散,耗尽了它的生命力,使它苟延残喘。” 19 世纪末期,澳门的巿政卫生的确较为落后,排水管道经常外露产生卫生问题;缺乏水源,没有清洁用水:

  没有水渠,只有三个水源,大部分来自散落在整个城市的少数公众和个人地点,但不是提供最优质的水。居民耗水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离岛凼仔的泉水,从那里通过特殊的船只运到澳门。

  排污管道是由铺满石板的河道制成的,这些河道几乎没有连接,并且有裂缝暴露在管道之外,未能和路面完全隔开。更糟糕的情况是,一些居民会拿走石板用来作为门防之用。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政府于是加强水源处理,如对水井的清理保洁进行规范,监督食水安全,要求“所有民人居住之横街及各围各里内,凡有水井,独系该围里内居民所用之井,限一个月内概行淘清”,否则“将该围里居民送交审案衙门,按照逆官命之例办理。”另外制订措施清理公共沟渠和排水道,“每日仍将沟渠刷洗洁净,至华人所居坊约之沟渠尤属紧要。”

  “为了反映加强政权和政府的自治权”,除规范居民以外,澳门当局还进行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工程以保障食水清洁,同时对社区进行改造,以清洁的环境保障大众健康。如在所有水喉口安装防鼠水压虹吸管,尤其是针对福隆区和望德堂区进行了此项工程后,这些区未再出现鼠疫。于是卫生部门在其他地方也安装同样的水压虹吸管。为了灭鼠和预防霍乱,当局还在1909 年提出设立用气泵打上来的咸水消毒街道和清洗下水道的系统,这个系统于 1912 年建成。

  上述的公共卫生条例、措施和软、硬件设施建设,可视为澳门公共卫生政策的开始。其后澳葡政府成立种痘所,为居民免费接种牛痘以预防天花;政府医院从1918 年开始收治所有病人,尤其是穷人(大部分是华人)。1930 年代在议事亭前地、凼仔和路环设立医疗站,为居民提供治疗。这些公共卫生服务,都是 19 世纪末期开始逐渐建立起来的。

  对澳门社会而言, 1895 年的鼠疫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以及经济损失,华人居民也因此受到澳葡当局一系列对民居、厕所、食水以至城巿清洁的规范,甚至因此拆除福隆区和望德堂区大片房屋;此外,对华人医疗机构、病情通报的管制也是在这次鼠疫之后显著加强。这些强制性的监控措施虽然为居民带来制约,却加强了澳门华人的卫生意识,扩阔了医疗服务的对象和范围。另外, 1895 年鼠疫所引发的一系列改革政府的医疗与卫生体制、建设医院、改善公共卫生、完善城市规划以及健全排水与排污系统的措施,都相继得以实施与落实,从而促使澳葡政府扩大了公共医疗系统的功能,为澳门日后发展公共医疗系统以及防治传染病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健全澳门的传染病预防机制和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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